自20世纪中期以来，基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考量，美国将粮食战略品的属性上升为粮食霸权。多年来，美国长期依赖美元霸权收益，进行巨额农业补贴，培育并依靠全球垄断性农业集团，借助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名义进行粮食交易和种子输出，控制多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加工、贸易等环节。
当全球范围内出现大面积的灾害、疫情、战争时，粮食供应恐慌推动粮价上涨。而此时，美国凭借其强大的跨国农业巨头，不仅能够收获高粮价带来的红利，还能够享受因粮食安全带来的地缘政治溢价。最重要的是，美国凭借其对全球粮食储备和金融资本的掌控力，已经具备触发粮食危机的能力，进一步推动粮价上涨。
美国粮食霸权的实现路径
美国粮食霸权的建立，是依托于美国财政部、美联储与美国跨国农业、化工巨头以及金融集团等多重力量的结合，借助粮食援助、“绿色革命”、自由贸易、“转基因革命”、生物燃料、粮食金融化等方式，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一）借助巨额粮食补贴，稳定国内粮食生产、扩大粮食出口。1933年，美国正式开启“低粮价+高补贴”的农业生产策略。美国农业补贴力度，从最初年均补贴数额不足50亿美元，到2000年，年均补贴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政府直接补贴对农业净收入的贡献高达40%。通过财政部的长期农业补贴，美国得以建立大规模廉价食物体系，各国在低价粮食的倾销之下，开始逐渐丧失粮食自主权。（见图）
（二）借助粮食援助、粮食禁运等武器，争夺国际势力范围，介入他国粮食生产体系。随着美国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粮食过剩问题频发，而“二战”后，各国粮食短缺成为普遍现象，美国借机将粮食盈余转化为粮食武器。美国粮食援助重心从早期的西欧、亚洲逐步扩大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借助粮食援助，美国不仅换取他国在政治、外交和经贸上的让步，也遏制或打压其他国家的发展，控制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巩固其领导地位。
（三）发起“绿色革命”，着手控制世界粮食生产。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在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率先发起“绿色革命”，随后传播到了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绿色革命”是指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杂交种子、化肥和农业技术，帮助其提高农业生产力。但实际上，是美国向外扩张疆土、进行农业投资，控制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的渠道，甚至要被迫接受各类政治经济附加条件，包括按照计划发展农业、加强人口控制等。从实际效果来看，“绿色革命”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自给问题，反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粮食生产和贸易机制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四）推进全球农产品自由贸易，让各国被迫打开农业市场。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推行农业出口战略，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和农产品市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介入国际贸易规则，强行打开国家间的贸易壁垒。1986年到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农业首次被纳入关贸总协定体系下，成员国承诺农产品关税大幅减让，并减少农业补贴。2001年以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农业谈判中，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市场准入，如降低关税和削减国内支持等。
（五）发起“转基因革命”，冲破各国粮食安全底线，是美国粮食霸权的核心。转基因种子是具有“基因使用限制技术”的专利种子，可以有效控制杂草生长。但是，转基因种子无法留种、必须配合固定的除草剂使用，而且需要支付所谓的“技术使用许可费”，这使得转基因种植国的农业生产严重依赖美国，美国也持续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2020年，美国在全球种子和农药市场上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约占三分之一。
（六）粮食金融化，将美元霸权与粮食霸权绑定。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农产品期货对非商业参与者交易施加限制。但进入90年代后，美国首次允许免除农产品投机交易限制。2005年，又扩大在期货市场上小麦、玉米和大豆数量的交易限制。同时，1996年之后，美国通过为农户提供保费收入补贴等形式，鼓励农户使用农业保险。2014年，美国又通过立法，提高农民保险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公司补贴。这一过程中，大量保险金融资本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加深美国金融资本和粮价的关系。
（七）发起生物燃料革命，推动粮食能源化。进入 21世纪，粮食卡特尔打着环境保护的幌子, 鼓动欧美政府发起了“生物燃料革命
”。2000年以来，随着石油价格一路上行，美国、巴西和欧盟等国家，为了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开始纷纷立法，要求在汽油和柴油中添加生物燃料。生物燃料分为两种，一是燃料乙醇；二是生物柴油。燃料乙醇主要利用淀粉类作物（玉米、木薯）和糖类作物（蔗糖、甜菜）等发酵而成。生物柴油，则是利用菜籽油、豆油和棕榈油等植物油脂等进行改性处理，并与相关化工原料复合而成。美国和巴西是乙醇的最大生产国，美国主要使用玉米，巴西则是蔗糖。欧盟是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者，其次是美国和东南亚。美国利用玉米生产生物燃料，消耗了原本用于饲养牲畜的玉米，造成了工业争粮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生物燃料也成为引发2007年和2008年粮食危机的重要因素。
美国借助粮食霸权
掌控全球粮食定价权
对于粮食价格而言，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供给、需求、成本、流动性等。经过多年深耕，美国粮食霸权已经融入粮食定价体系中，深刻影响全球粮价运行。
（一）供给：借助粮食自由贸易，冲击各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加剧供应链不稳定性。1990年以前，美国在农业出口导向策略下，不断向外倾销低价农产品，美国谷物出口占全球份额在30%~50%之间波动。进入1990年之后，随着转基因技术在全球成功推广，美国利用跨国粮食巨头、用种子控制全球粮食生产。在美国垄断的种子和农药控制下，巴西、阿根廷、乌克兰等国家，开始成为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粮食贸易，部分削弱了“ABCD”四大粮商（即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四大粮商。根据他们名称的第一个字母，业内把这四家称作“ABCD”四大粮商）对于中国和俄罗斯农产品贸易的控制力，但鉴于美国种业巨头的威力，美国粮食霸权地位短期内仍然难以撼动。
（二）需求：生物燃料推升玉米等粮食需求，形成工业与人争粮的现象。2006年之后，全球生物燃料规模迅速增加。美国、欧盟、巴西是生物燃料主要生产国，占全球80%以上。美国生物燃料约占全球的40%，每年耗费玉米产量的30%~40%，豆油产量的30%；巴西生物燃料约占全球的20%~30%，每年耗费甘蔗产量的50%；欧盟生物燃料约占全球的15%~20%，每年耗费植物油消费的50%左右。
（三）成本：粮价与油价深度捆绑，石油危机与粮食危机往往相伴。1960年至2021年间，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的相关系数高达0.88，这与粮食的商业化生产密不可分。从美国农作物成本构成来看，2021年大豆种植成本中，与石油相关的机械、农药、化肥、燃料动力等占比高达40%。同时，较高的燃料价格会阻碍各国之间的粮食贸易，增加运输成本。因此，粮价与油价往往同向变动。
（四）流动性：推动粮食金融化，使得粮价运行脱离基本面。2000 年以来，粮食金融化的特点逐渐凸显。一方面，这与美元大量增发有关，过剩流动性，加剧粮价的短期波动；另一方面，国际金融资本或明或暗地与跨国粮食巨头相互配合，在粮食恐慌期间，提供资本炒作机会。从大豆和玉米价格运行走势来看，其与投机资本的持仓数量密切相关。
美国借助粮食霸权
谋求政治、经济利益，巩固美元霸权
二战之后，美国以粮食作为武器，持续影响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凭借其强大的农业帝国，美国不仅掌握全球粮食定价权、地缘政治话语权，在历次粮食危机中获利。而且，还通过破坏发展中国家农业体系，迫使其转向工业国，向美国持续输入廉价的工业品和原材料。
（一）政治利益：将粮食转化为武器，谋求地缘政治溢价、巩固美元霸权。美国通过粮食援助、粮食禁运等措施，孤立或者笼络各方势力，巩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冷战时期，稳定西方阵营、遏制苏联的扩张和争夺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美国粮食安全战略的中心任务。一方面，美国对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其中粮食援助占据总援助金额的25%；另一方面，美国将越南、柬埔寨、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加强粮食援助，旨在强化对中国大陆的封锁与孤立，维护西方民主制度。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美国粮食援助思路从战争逐步转变为发展，促进受援国的农业改革成为重要内容，援助重心转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其真实意图，在于打击、改变、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进而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的经济与政治依赖。
（二）经济利益：赚取垄断利润，以粮食换取廉价工业品。1973年粮食危机中，全球粮价涨幅达到3~4倍，美国凭借着对全球粮食储备的绝对控制力，用粮食换取低价的石油。当时全球面临遭受持续的粮食减产，1972年全世界粮食总储备仅有66天的存量。同时，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加剧粮价上涨压力。苏联通过石油换粮食的计划，向美国大举购买3000万吨粮食，约占全球粮食总库存的14%，导致世界粮食储备锐减。而当时世界上95％的粮食储备都在 6家跨国农业综合企业的控制之下，全部属于美国。
在美国建立粮食霸权的过程中，跨国粮食巨头扮演着关键角色，为美国赚取丰厚的垄断利润。最著名的便是“ABCD”四大粮商，巅峰时曾经掌控着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他们通过布局农业全产业链，掌握生产、加工、贸易环节，将业务范围扩展到全球。例如在播种初期，“ABCD”与农民签订合约，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至收获时以约定的定价模式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垄断了产业链中多数利润。同时，“ABCD”提供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来自孟山都、陶氏、杜邦等化工或种业巨头，他们通过跨界合作，进而形成农业复合体。
此外，美国通过输出现代化农业产品和技术，不断推动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向美国输送廉价工业品。一方面，美国持续输出廉价粮食，冲击各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体系；另一方面，美国向全球推广的“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加重了农业生产成本，农民不仅要购置农业机械，还要每年购买种子以及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导致农民难以承受价格波动，逐步退出农业市场。以墨西哥为例，在推行“绿色革命”之后，开始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大批人口离开农村，为美国跨国制造业积蓄廉价劳动力。
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爆发
正是美国粮食霸权的体现
2020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粮价出现快速上涨。尤其是俄乌冲突以来，在出口受限、化肥短缺、油价上涨的背景下，今年1月到5月，全球小麦、玉米价格涨幅均超过30%，创历史新高，直接引发各国贸易保护政策加强，恐慌程度高于2008年粮食危机时期。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统计，截至6月中旬，已有23个国家采取粮食出口限令，受限制农产品在全球食品贸易的占比接近17%。
全球粮价的高涨，实际上与美国霸权体系下，对内治理失序、对外寻衅霸凌密切相关。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首先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摆脱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过量流动性涌入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市场，为国际金融资本炒作粮价提供完美土壤，推动粮价上涨。待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加大，开始回收流动性之时，又借助北约东扩，触发俄乌冲突，扰动欧洲局势，促使海外资金回流，同时又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能源供需紧张局面。
5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到，造成粮食供应困难的真正原因是西方国家错误的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实施的反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提出，美国和欧盟禁止俄罗斯轮船利用其港口等基础设施，其中，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受到制裁，该港口曾承担俄罗斯50%的粮食出口量。
这场粮食危机中，美国成功地借助粮食霸权向外转嫁危机，不仅收获了国内增长的红利，摆脱2016年以来全球粮价的持续低迷，同时也严重扰乱外部局势，进一步巩固美元霸权地位。
目前，在欧美等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下，俄乌冲突已经转向持久战模式，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冲击。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世界两大粮仓，2021年，拥有全球小麦产量的17%、出口量的33%，拥有全球玉米产量的5%、出口量的20%。近50个国家依赖这两个国家满足自身至少30%的小麦进口需求，其中26个国家逾半数的小麦进口来自俄乌两国。同时，钾肥供应正受到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制裁的影响，2019年，这两个国家占全球钾肥产量和出口量的40%左右，也将会影响农作物产量。
近期，俄罗斯等国着手解决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前期高涨的粮价得以部分缓和。但考虑到粮食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博弈的筹码，在俄乌冲突尚未明朗以前，预计乌克兰粮食出口形势难有明显缓和。同时，从基本面来看，全球粮食供需环境依旧偏紧，预计年内粮价将延续高位运行。从供给角度看，战争已经影响乌克兰粮食生产，今年5月美国农业部预计，下一年度乌克兰小麦、玉米减产幅度分别为35%、54%。同时，当前玉米、小麦进入生长期，干旱等不利天气以及化肥短缺等问题，仍将扰动粮食生产。从需求角度看，高企的能源价格刺激生物燃料需求。目前美国玉米产量占全球的30%，其中40%的玉米用于燃料乙醇生产。6月2日，美国环保署下令炼油厂增加使用以玉米为原料的乙醇等生物燃料，比去年目标增加9.5%。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